鲁迅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是奴性思维,抹黑还是求实,怎么理解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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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惟雍文化昨天我要分享

  转载自 刘愚愚 ,侵权就删

  身为民国知识圈领袖的鲁迅,却一生都瞧不起知识分子同类。基本上,表情不是愤怒,就是厌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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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,在他瞧来,自古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,几乎都是奴才式的群像,中国文化人史,就是三千年奴才史。这类人,张口闭口“精神独立”、“世道人心”、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实质上终其身都黏附、寄生于权力腌之上,倡优类蓄。

  所谓的“士”,固然是高调到跑到云端上的,可仔细一想,无非就是权贵们豢养的衣着光鲜的飞鹰走狗,并不见得有多少清白,多少光彩。

  也许,在鲁迅看来,在古代中国,知识分子与权贵之间,就双方关系而论,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绝症互染联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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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权势者,要利用这干自命风雅之人,以“文”的方式维护特权利益;而读书人呢,或主动献媚,或被迫屈从,成为帮闲亦或帮忙;偶有特立独行者冒头,也必然要被高压钳制,比如太史公的受宫刑、高启的遭腰斩,都是经典案例。

  “只有太监,才会去吹捧皇帝”!在鲁迅眼中,传销至今的那些连《论语》逗号都会搞晕的“国学家”们所鼓吹的中国文化,是一种太监化的文化传统;而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群落,几乎就是一堆病入骨髓的软骨病患者群。这是鲁迅对古代知识人的基本态度。

  就我个人阅读而言,我从来没有觉得鲁大佬的这个论断是危言耸听的。甚至可以说,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问题,并非是一个已经远逝去的民族文化的问题,甚至是具体的现实中国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度,各种问题往往都是集聚在一个时空里,而造就这种奴才的制度弊端,并未随着溥仪被撵出紫禁城而烟消云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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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晚清之际的科举考场

 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奴才化问题在制度因素上的讨论,过去杨师群老师已有挺好的见解,我羼杂他的意见做几点成因总结。

  1,秦汉以后的儒家纲常礼教,衍化为奴化的教育模式

  若论知识分子奴性思维与人格的成因,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系统是第一位的。读书人嘛,基本上会因读什么而成为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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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历代王朝,都可说是集权与极权兼备的经典模型。要长期撑持这种体制,对国民尤其是对读书人的思想控制,是重中之重的。任何权力,必然首先是话语权力。

  儒家文化自秦汉以后,海内独尊,被权力者巧用为思想控制资源,用如今的话来说,就是洗脑的工具。所以需要它,因为儒学的忠君、等级、服从等理念,实有强奴化意识灌水在里头,最有助于君权神圣化、偶像崇拜化,天下是非定于一。

 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,读书人受教育,从不是被教导为作一个独立不倚的思想者,而是指望为权贵们所赏识,“暮登天子堂”,甘为狗马臣仆。而之所以要“独尊”,不过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讲的,把别家的思想粉碎掉,然后把这些东西按照我要的意思重组起来,是为技术,亦是为权术,更是为惑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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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古代读书人,整体信息接收有限,就是单一化的这些,思想意识洗髓伐毛,想不彻底奴才化都难。

  2,帝制时代的国家机器,沦为可以随意镇压异议的私家工具

  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粱谋”,清人龚自珍大佬的这句腹诽,可说道尽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有“忧谗畏饥”式的惶恐。

  中国古代历史上,知识分子的言论生产,基本都是为帝制所管制的。历朝历代,都有大批大批的读书人言语,被权势者所掌控的国家机器宣告为“妄言妄论”、“异端邪说”。有话不能说,说了没人知道,知道了有人身危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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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以,古代中国,文字狱横行竟然成为常态。知识人自由言说的权利被视若无物,时刻催逼他们为臣为奴,其目的就是全面钳制“王官”之外的言论制造,并且要求读书人对权力、对“国家”无限臣服,效死输忠。最可怕的是,此种所谓“国家”,不过就是帝王的私家,权贵的公堂。

例例都列在目录上;入宋而后,即有所谓“通虏”罪名,清初又有所谓“通海”。

  鲁迅生前身后,这套招术依然被弄得娴熟无比。民国前,倘有异议,先是说“康党”,后是说“革命党”,民初说是乱党”;再晚就是“不予显示”,乃至后来的“反革命”等等,名目实在纷繁,多到不可胜说的境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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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同一批知识分子,一旦帝制继替,待遇就可能天上地下,一切是非早已在不同的定性中混淆,无所适从。

  3,古代家长型王权统治的制度文化,时刻异化知识分子的独立性

  过去学者萨孟武就直讲,“中国之制即为王权之制”。就是说,古代中国政体,君臣父子,百家争宠,完全是一个巨家长型的统治格局。

  在这种所有权归中心、所有势归中心、所有利归中心,甚至是所有命归中心的王朝文化中,每一个知识分子,在诞生的第一天,都天然是宫廷的倡优、权贵的奴婢、御前的走狗。所有读书人的骨头身板,早就是魄荡魂飞 ,而立身出处,无非是屈势媚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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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欲问古代读书人,读万卷书,所为何事?公孙弘早已点题,核心用意就是为权势者出谋划策,搔首弄姿,谋求一份肮脏的羹汤。这样的制度文化中,每一个个体都不允许有自身的个性,都自然被异化为听话的奴才,甚至是残暴的野兽。

  这是绝大多数古代中国读书人的可悲。他们无恒产无恒心,属于权势寄生阶层,本身也没有可以维系自身独立、乃至去抗衡权力的思想勇气与现实力量。是以,在偶尔出现的理与势、道与权的冲突中,即便有极个别知识份子敢冒不韪,挑战王权,也总是毫无悬念的被戕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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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且,自明而后,中国的专权手段是更加隐秘恢诡的,反独立、反自由、反异论、反价值的倾向只有强化没有衰退,作为民族精英也作为众矢之的知识分子,惟有堕落为专权的奴才,才可能明哲保身,甚或名利双收。

  4,“封建王朝”垄断一切生存资源的经济体制,迫使知识分子无路可逃

  鲁迅讲,一个人,总要先有饭吃,能得温饱,才有能力谈发展、谈骨气、谈尊严、谈知识分子人格。真是至理名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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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问题在于,中国历代的读书人,四体不勤五谷不分,物质上一般都无法自给自足。更为重要的是,他们所存身的社会,是一个“王有制”垄断所有出纳的经济制度形态,连妄想“义不食周粟”都是办不到的。因为“你们不吃周朝的粮食,可你们如今采摘的野菜,也是周朝土地上生长的呀!”

  在这种经济形态主导下,古代中国读书人,他所有的衣食住行,全部都是由王权所控制、所配给、所施予的。一切华衣美食乃至粗茶淡饭,都是“喂,嗟来之食”,你还有什么底气,去喧哗什么独立,还有什么颜面,去闹腾啥骨气呢!古代知识分子的区别,无非是“作奴才而不得”,与“坐稳了的奴才”,两类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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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时的陶渊明大叔,敢于说出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,无非是因为回家还有米,倘若全家都嗷嗷待哺垂死挣扎,还管啥“腰”不腰的呢。很多时候,比如武宗灭佛之际,是连深山出家做和尚、做尼姑,都得迫使你还俗的,对不起,率土之滨,不允许你讲啥子人格。

  也就是说,古代中国读书人,历来都根本无法站立权力集团之外,撑持起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,与骨气弥满的人格操守。读书人,不为宋之问,便为孔乙己,难怪鲁迅看不上虽然他自己就是此道中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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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即便是到了当下,王权固然澌灭,可商品大潮是接替涌来,对于那些牛气冲冲的读书人们,我们还得问一句:亲,你们真能挺得起汇仁肾宝补养下的脊梁,做到自给自足不卖良心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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